总统与罢工：FDR、汽车工人大罢工和新兴蓝领阶层
编者按：今天拜登总统选择站在了美国汽车工人一边，支持他们通过罢工进行劳资谈判的举动。这并不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对工会如此坚定地表明立场。作者溪边愚人将梳理历史上多位美国总统与工会的故事，本文为该系列的第一篇，让我们一起回望FDR如何开启了工会的新时代，推动美国进而建立起了强大的蓝领工人阶层。
上周五，UAW工会主席肖恩·费恩（Shawn Fain）公开邀请总统拜登加入他们的行列，拜登随即发出推文（下图）回应：“周二，我将前往密歇根州，加入纠察线，与UAW的男女员工一起，争取获得他们帮助创造的价值的一个公平份额。现在是到了达成一项双赢协议的时候了，双赢将使美国汽车制造业继续蓬勃发展，并为UAW提供高薪工作岗位。”今天，拜登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美国总统直接站在罢工工人的纠察线，这是第一次。始于9月15日的美国汽车工人工会UAW举行的选择性罢工，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拜登的做法绝对是总统站边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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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以何种方式，总统可以对工会和罢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美国大萧条之际当选的小罗斯福总统（FDR），可以说是让美国工会真正成为工人强有力代表的奠基人。拜登决定加入罢工工人纠察线的做法，让我想起FDR如何处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严重经济后果的汽车工人罢工事件的故事。
我将在“总统与罢工”系列中，分别讲述几位总统与罢工（也是工会）的故事，这些故事同时也是美国工会历史的缩影。本文是第一篇：FDR，使美国工会真正成为工人强有力代表的奠基人。
美国第一次带来严重经济后果的罢工
1936、1937年，美国爆发了一系列静坐罢工，即工人占据其工作场所，自己拒绝工作，也不允许他人工作，直至罢工结束。
罢工主要来自钢铁厂和汽车厂，而其中通用汽车的罢工规模和影响力都首屈一指。
工会往往选择在某个或某些生产关键零部件的工厂罢工，造成整个行业的瘫痪。通用汽车的情况就是工会选择了密歇根州的弗林特（Flint）工厂。通用的选择性罢工始于1936年的12月30日。
在1937年，通用汽车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公司，有超过25万员工，生产的汽车占美国汽车总产量的一半。弗林特工厂的独特之处在于：除雪佛兰外，通用汽车每种车型都需要的一种模具只有这家工厂生产。当那里的工人放下工具，拒绝离开工厂时，通用汽车的生产速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家在1936年12月生产了5万辆汽车的公司，在1937年2月的第一周只生产了125辆。
美国工会的历史悠久，但正正经经地发展起来，是1935年小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全国劳资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之后。而1937年通用汽车的大罢工，是刚刚开始发展的工会第一次小试牛刀。
当时的美国在经历了从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后，处于恢复初期，还没有走出大萧条，小罗斯福的一系列新政正在经受检验。这时候发生罢工，还发生在地位举足轻重的通用汽车，而且毫无疑问是FDR签署的《全国劳资关系法》的直接后果，给这位总统带来不小的压力。
小罗斯福和其他人一样对事态发展到这个程度感到惊讶，但他拒绝对罢工者使用武力干预。他对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说：“嗯，这是违法的，但他们违反了什么法律呢？非法入侵法，这是唯一可以援引的法律。如果有人闯入你的领地，你会怎么做？你可以命令他离开，你可以让警察命令他离开，但是开枪打死很多人，就因为他们违反了非法入侵的法律，不知为何让我很不舒服。我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惩罚与罪行不符。为什么通用汽车的那些人不能与工人委员会会面？好好谈谈嘛！没那么难啦。”
密歇根州长弗兰克·墨菲（Frank Murphy）也持同样的观点：“我可不想以‘血腥墨菲’的形象载入史册。如果我派兵攻击罢工者，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被杀。”
副总统约翰·加纳（John Garner）坚决反对罢工。当加纳向FDR施压时，罗斯福坚持自己的立场。加纳说：“这是我们所有争论中最激烈的一次。”
通用工人罢工期间，克莱斯勒和福特都借机提高了产量，克莱斯勒甚至承认了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合法代理地位，这给通用进一步增加了压力。当通用汽车工人的罢工进入第七周，而联邦和州政府拒绝武力干预的情况下，通用在寻找一条出路。
这时，珀金斯劝FDR给通用的总裁威廉·克努森（William Knudsen）打个电话，说总统的电话可能会给通用一个借口、一个台阶。一直拒绝具体干预的FDR同意赌一把。
只要想说服人，小罗斯福可以极具魅力。FDR在电话上对从没见过面的克努森像老朋友一样直呼对方昵称：“大比尔，是你吗？我知道你经历了很多。我想告诉你，我为你感到难过，但是珀金斯告诉了我你们正在讨论的情况，我只是想打电话给你说，我非常希望你能克服困难，你的人去与工人委员会会面吧。”
在FDR的鼓励下，通用汽车公司承认汽车工人联合会为其在14个州的60家工厂的劳资谈判代理，双方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协议。一场威胁到新政的危机解决了。而这场危机的解决方式和效果，也保住了FDR新政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劳资关系法》。
为什么会有《全国劳资关系法》
FDR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是他推行新政的关键人物。有一种说法是，FDR的新政其实是珀金斯的新政，可见珀金斯的作用之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FDR新政中的不少主张出自于珀金斯。
珀金斯是一位一生都致力于为女性和底层百姓争取权利和利益的人。她与FDR相识于FDR担任纽约州参议员的时候。那时候，FDR还是个高高在上的富家子弟，不懂得底层的疾苦，也不认为珀金斯的工作有多大的意义。
FDR这方面理念的转变发生于他残疾之后。他当选为纽约州长时，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脱胎换骨，所以他任命珀金斯为首任纽约州工业专员，负责监管一个有1800名员工的机构。后来，珀金斯又被当选为总统的FDR任命为劳工部长，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总统内阁任职的女性。
劳资关系紧张是大萧条时期的严重问题之一。巨大的贫富差距、不公平的一次分配以及恶劣的工作环境，都让劳资关系雪上加霜。要恢复经济，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
本来，新政之初，小罗斯福总统和珀金斯在劳资关系上是采取了中间路线的。他们和他们的许多顾问都认为，如果法律法规能够改善工作场所的条件并提高工资，那么工人就不需要工会。这一理念是《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简称NIRA）的指导原则，该法案旨在将管理方、劳方和消费者聚拢在一起，制定工业法规，以公平的价格、公平的工作条件生产商品，并获得公平的利润。NIRA中的第7a条规定，保证工人享有集体谈判的权利。
但是，纸上的东西落实到行动往往有很大折扣。针对第7a条，资方或者以各种方式破坏、阻扰罢工，或者是成立傀儡工会组织，致使劳工危机更加严重。这也让FDR政府明白了，必须给予工人更大的权力，同时要对资方实现更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只有这样，劳资双方的力量才会接近对等，才有可能起到相互制约和制衡的作用。
为加强工人的力量，FDR政府于1934年成立了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但该委员会行政力量薄弱，几乎没有执法权。1935年5月，最高法院以行业法规违宪为由废除了NIRA，只保留了薄弱的第7a条，等于是宣告了NIRA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全国劳资关系法》的诞生。
政府有责任保护底层利益
《全国劳资关系法》也被称为《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当然是因为当时的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 Wagner）为该法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瓦格纳是一名九岁时来美的德国移民。他在反对腐败，争取社会立法以帮助低收入选民方面的突出表现，使其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纽约州议员。因为彼此理念相同，在纽约任职的那个时期，他与珀金斯也有很多重要合作。FDR当选总统时，瓦格纳已经是联邦议员了。
瓦格纳坚信新政的目标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经济保障。他是公共住房、公共工程项目、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的早期支持者。正如历史学家安东尼·巴杰（Anthony Badger）所指出的那样，“贯穿瓦格纳所有思想的不仅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注，还有一种信念，即除非通过政府支出、福利和保护工人权利来保障大众购买力，否则美国经济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所以，瓦格纳成为《全国劳资关系法》的起草人，最终法案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太顺理成章了。
《全国劳资关系法》不仅重申了NIRA的第7a条，给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的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真正的执法权来保护这一权利。根据新法，雇员工会选举由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认证，并以多数决制和独家代理权为基础。以前被管理层用来取代真正的集体谈判权的所谓“公司工会”（其实就是傀儡工会）以及其他不公平的劳工活动，如黑名单、破坏罢工和歧视性解雇，都被宣布为非法。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有权举行听证会，迫使管理层遵守规定。
1935年7月5日，当罗斯福签署《全国劳资关系法》使之成为法律时，他宣布：
“改善劳资关系是本法的最高宗旨。通过确保雇员的集体谈判权，该法促进了雇佣合同在合理、公平的基础上发展。通过提供一个有序的程序来确定谁有权代表雇员，该法案旨在消除造成浪费性经济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防止可能破坏劳工独立性的做法，它为其范围内的每一个工人寻求本应属于他的选择和行动的自由。”
FDR当然没想到他会是第一个面对《全国劳资关系法》所带来麻烦的总统。但是他原则问题上毫不动摇的立场和处理棘手问题的艺术手段，使得一场危机以双赢的方式得到解决。
由于《全国劳资关系法》的实施，工会会员人数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急剧增加，到1940年，美国工会会员人数接近900万。美国工会组织在二战后达到顶峰，到了1954年，所有美国工人中将近35％是工会会员。
虽然工会成员只占了35%的份额，但工会工人收入的增加在劳动力市场有涟漪效应，或者说水涨船高，会带动不同行业的收入一起增长，从而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蓝领中产阶层。所以学术界的结论是，《全国劳资关系法》帮助建立的有序劳资关系体系带来了一个生产力空前提高、工作条件改善、工资和福利增加的时代。
从1950到1980期间，几乎所有人的收入都翻倍，同时期内，CEO的收入大致是员工平均收入的20倍，纠正了大萧条发生时的巨大的贫富差距。那是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享的时期。FDR新政使美国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社会（middle-class society）。到目前为止，那依然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是《全国劳资关系法》获得成功的见证。
这样的成就也实现了瓦格纳的理念，即只有当大众的购买力获得保障时，才能保证持续、稳定和公平的经济发展模式。要知道，购买力代表的不仅是个人的经济状况。当某个层次的人普遍有足够的购买力时，就代表了一种普遍的需要，代表了市场价值。只要这个市场足够大，就会有人愿意投资。这也会进一步促进市场的公平和平衡，同时间接保护了低端消费者的利益。
所以，维持一个社会的稳定，繁荣和正义，一个强大的蓝领中产阶层不可或缺。
尤其重要的一点是，那是一个融合的社会，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这个对比，在今天看来特别触目惊心。这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如何从融合走向分裂的？
“总统与罢工”系列，将从工会这个特别的角度来探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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